包公斩侄，只应是“戏说”而已。
中国是实行回避制度最早的国家，当奴隶社会的“家族生意”结束后，西汉开始实行任官回避制度，当时要求回避的对象主要是皇亲和外戚，其出发点是防止皇亲国戚对皇权的觊觎。到了东汉桓帝时期，中国第一个关于任官回避的成文法规“三互法”正式出台，回避制度已经不限于皇亲国戚，而是包括所有官员，就是“婚姻之家”和“两州之士”不得“对相监临”，即亲戚回避制度，包括婚姻关系。有亲戚关系的人，不能在同地或同部门做官。东汉官吏史弼本应出任山阳太守，但他的妻子娘家恰好在山阳辖内，于是史弼上书自陈应回避，被调任为平原相。
直到隋朝实现统一，官员回避制度才日趋完善。隋朝的地区回避制度，就是规定县一级官员不能用本地人。唐朝将这一制度进一步发展，明清时期的回避制度更加严格。明朝规定“南人官北，北人官南”，只要想做官，就只能穿越半个中国。清朝法律略有缓和，只规定不得本省为官。后来改革为一旦为官，便要拿着身份证明，到捷径五百里之外的地方上任，称为“避籍”。碣石人曾逢年想在碣石当总兵照顾母亲，不知使了什么手段买通上司，又命人在卫城外挖一条大水沟，约丈余，然后上奏朝廷“臣本家与碣石卫城，有隔河千里之远”云云，骗取了朝廷的信任满足了心愿。
隋朝还发展出职务回避制度：官员任期三年，不许连任。
唐朝有高级官员子弟回避制度，它首先规定，高官子弟年纪太轻的，不能做县官这样的基层官员。五品以上高官的子弟，只能做京官，目的是在京城便于控制。亲戚回避制度到了宋朝更加严格。宋初明确规定，皇亲可以授予虚衔，享受待遇，但一律不准掌握实权，外戚也然。后来有所改变，主要是亲戚关系较远的皇亲，可以任低级官员。破例的是南宋的赵汝愚当了宰相，这是两宋特例。然而，此例一开，犹如决口的黄河水，便刹不住了。之后，外戚也开始担任高官，例如韩侂胄等，这些外戚高官加速了南宋的灭亡。某种程度上说，是违背了亲戚回避“祖制”的结果。
回避制度还有科举回避、诉讼回避。为了保证科举的公正性，唐开元起，凡与考官沾亲带故的考生，都必须回避他，另行考试。到了宋朝，“钟鼎之家”的子弟们在科举考试后，必须再加试一场，以示公允。诉讼回避在古代称为“换推制”，首见于《唐六典》：“凡鞠狱管与被鞠狱人有亲属仇嫌者，皆听更之”。其中的亲，指负责办案的官员与被告有五服内之亲，大功以上姻亲，或者是被告授业师长。而发展到宋代，诉讼回避的范围更广，规定更细。法官与被告为科考的同年、同门、同科目关系的；审判官本身就是被告人，或被告人上司的；涉及上下级关系隶属的；甚至同一案件的初审二审法官有“亲属仇嫌”关系的，都必须回避。南宋法律对于有应回避情形而不回避的，还要科以“杖一百”的处罚。从宋朝的回避制度看，包公斩侄的情况是不容许发生的，因为叔叔审判侄子违反了法律，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。这种“大义灭亲”只是戏剧的“戏说”而已。
